揭秘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失事真相

1955年4月11日，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在飞往雅加达途中突然爆炸，除了3名幸存者，飞机上的11名乘客和另外5名印度机组成员全部遇难。

由于遇难者的遗体已经难以辨认，中国方面将遇难者遗体统一火化后，装入骨灰盒。周恩来总理特意嘱咐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申健，将烈士的骨灰留下，他要亲自把烈士骨灰一起带回北京。

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性能优良，坠机原因是否正如中方收到的情报所说，是人为破坏的呢？

调查委员会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了两处疑点：首先是飞机右侧机翼的后梁处，所有蒙皮都向外突出，这是爆炸物才能形成的痕迹；另一处疑点是残骸中发现了某个定时装置的部件。

早在事发第二天，新华社发表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》。声明指出：“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。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，将参与这一阴谋陷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，以明责任。”

由于当时香港主权还未回归中国，藏匿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只有港英当局有权处理。面对盘根错节的国际关系，周恩来如何通过外交渠道递交证据、追查幕后凶手呢？

4月15日，周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就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案件进行了交谈。周总理希望尼赫鲁总理致电英国首相艾登，转告中国方面的意见：英国政府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上，应同中国和印度政府采取合作态度。

4月26日，周总理收到尼赫鲁的来信，信中转来了英国首相艾登回复尼赫鲁的意见：艾登同意破案，并且希望中方能够提供相关的情报。

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空难事件发生以后，中国安全机关立即对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，并做出了详细的情报。5月11日，周总理亲自审定后将这份情报定名为《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》。

从这份情报可以看出：截至5月10日，中国已经侦查到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是由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“保密局”下属的“香港情报站”策划的，具体的执行者是香港启德机场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。

5月18日，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到达香港，按周恩来的指示，向港英当局提供了详尽的材料。

当晚，港英当局开始逮捕涉案的国民党驻港特务人员。从5月18日到6月1日，共审讯81人，其中19人被拘留，又逮捕了8名同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的人。但真正的凶手逃跑了。

5月18日，香港警方接到了台湾的美国民航公司电话，称他们在从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的班机行李舱里，发现了一名潜乘者，名为周梓铭。

经过香港警方的查证，周梓铭原名周驹，正是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爆炸案的直接执行者。

案件的关键人物在中国代表到达香港的当天逃往台湾，显然是有人走漏了风声。熊向晖当机立断，指出两点让印度国家情报局副局长尔·纳·高转告港方：第一，证明中国提供的情报完全是正确的，证明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飞机确实是国民党特务破坏的。第二，港英当局应该竭力追捕周驹，追捕人犯，使真相大白。

周总理肯定了熊向晖及时对港英当局做出的表态，同时要求港英当局将周驹引渡回香港法办。

5月21日，尔·纳·高给熊向晖带来消息，港英当局以当时的香港和台湾并未缔结罪犯引渡条约为由，说不能要求引渡周驹。

很显然，港英当局并没有一个真正要弄清楚真相的态度。那么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爆炸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

曾经担任国民党“保密局”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，于2003年3月在回忆录《白色恐怖秘密档案》中公开承认，这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所为，暗杀目标正是周恩来总理。

当时，国民党特务找到周驹，以60万港币为价，让他安装炸弹。

1955年4月11日中午，周驹像往常一样来到香港启徳机场上班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携带的洗漱用品当中多了一件物品——当时美国最新研制的特种炸药。他最终把这罪恶的炸弹放在了飞机右翼的轮舱上。

然而，港英当局以没有证据为由含糊其辞，使得这个凶手最终逃脱了。

1956年1月16日，英国驻华代办处照会中国外交部，称港英已经把逮捕的31人驱逐出境，送往台湾。6月24日，英国驻华代办处再次照会中国外交部，把剩下拘留的13人驱逐出境。

8月4日，周恩来以外长名义照会英国代办处，对港英当局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了严重抗议，并且郑重声明，此案尚未破案，“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”。

实际上，在周恩来协调各方推进案件调查的过程中，台湾方面始终没有停止阻挠。在周恩来和中国政府的施压下，港英当局继续施压台湾，让台湾遣返周驹。

虽然台湾当局不肯交出周驹，但是这一案件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。

在1956年建立的亚非会议死难烈士纪念碑上，镌刻着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“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”，碑文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为和平、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