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百年后的星空下，那盏被遗忘的青铜灯，仍在照亮世人前行。
当历史的烟尘漫过元代的风云，总有一抹青衫身影在时光褶皱里若隐若现。
他叫虞集，由江西崇仁的乡野起步，最终立于元大都的朝堂之上；他名列“元诗四大家”之首，留下了“杏花春雨江南”等千古名句；他将儒者胸襟、诗人魂魄与通才智慧熔铸一身，在七百年前的星空下，以六艺为舟楫，在文明的江河摆渡出万千气象。
今天我们为何怀念虞集？或许只因那盏被遗忘的青铜灯，仍在照亮今人精神的暗室。
一位“草庐文人”的北上
虞集生于湖南衡州，是南宋左丞相虞允文的五世孙。至元十二年（1275），虞集3岁，元兵南下攻宋，其父虞汲带着全家躲避战乱。祥兴二年（1279），虞集随父亲侨居江西崇仁二都（今崇仁县石庄乡）。不久，蒙古铁骑踏入江西，临川地区很快变成元廷统治区。
原乐安县丞黄西卿不愿投降元廷，遂避入深山，邀请青年才俊吴澄前去教授其子。虞汲与吴澄交好，于是，14岁的虞集拜入吴门，以“契家子”身份跟随吴澄学习儒家经典。第一次见到虞集的文章，吴澄便预言：“他日当有文名于当世。”此后，虞集随侍吴澄之侧，多次一起游学，甚至同朝为官。吴澄的学问、思想和立场对虞集影响极大，虞集对吴澄终身以学生之礼侍奉。
作为理学“草庐学派”创始人，吴澄与乡贤郑松居住在乐安县布水谷的草庐间。虽箪食瓢饮，吴澄却以一己之力完成了《五经纂言》，在儒学经典的整理、流传方面厥功至伟。老师的长期熏陶使理学在虞集的心灵里不断播下种子，并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。
1286年，南城人程钜夫任江南行台侍御史，奉忽必烈之命四处访求遗贤。自然，他不会忘记德才兼备的老同学吴澄。程钜夫登门嘘寒问暖，称：“诚不肯为朝廷出，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？”吴澄实在不忍拂了老友一片诚心，答应与之同行。这次出行，被视为元代南人北进风潮萌动的前奏。此后，“草庐学派”的文人们陆续进京，出入朝堂府衙，心系社稷苍生。
彼时的江西民间乡野，多有南宋名士遗老寓居。虞集“游于诸公间，备问前修格言，考檄前代典故，于旧家世系源委，言若指掌”，渐渐地，其贤名远播。1296年，虞集离开崇仁，随父亲在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之馆教授，深为董士选赏识。董士选乃一代名将，他乐于向朝廷荐拔士人，对调和南北士人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。
一年后，虞集步老师吴澄的后尘，以董士选的宾客身份从行京师，继续在董氏学馆传道授业。他以文章周旋于文臣儒士间，因作品文辞雅丽新奇，得到当时的文章大家姚燧、程钜夫等人的称赞，被称为“异日斯文之柄”。
虞集是“草庐学派”的佼佼者，他的北上，乃元代文坛的重要事件之一。以“草庐学派”门人弟子为代表的大批南方士子陆续北进，在谋求利禄的同时，对蒙古权贵们施加先进文化的影响。
众所周知，元朝廷对汉人尤其是南人的政策特别残酷。这种情况下，虞集为何还要选择游学出仕？理由其实很简单，一是家境贫困所逼，一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所使。在为英年早逝的弟弟撰写的墓志铭中，虞集涕泗横流道：“吾二人者，虽不在仕宦，但贫无以为家，恸哭为别。”
大德六年（1302），在大臣董士选的极力推荐下，三十而立的虞集被擢为大都路儒学教授，正式踏上其仕宦之旅。
《名贤四像》画中的元代四位著名学者——吴澄、虞集、欧阳玄和揭傒斯。
一位守正者的跋涉
历经艰险取得仕途“入场券”的虞集，想要坚持走自己的路，注定不可能一马平川。
1307年，元武宗即位，虞集走马上任国子监助教。由于教学得法，国子监诸生每每携书往虞集家中完成课业，其他学馆的学生也时常向他求教。一时之间，虞家门庭若市，书香满院。
虞集治学严谨，更以坚持原则而闻名。一次，他在殿堂上负责监督祭祀，有一位刘姓监生醉酒失礼，虞集当即要求学监削除其学籍。大臣中有人为刘生说情，虞集说：“国学，礼义之所出也，此而不治，何以为教！”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传旨令虞集“勿竟其事”，然而虞集不为所动，坚持开除了刘生。
至大四年（1311），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，是为元仁宗。他渴望以儒术治国，对国子监格外重视，虞集由是升为国子博士，与恩师吴澄共事。吴澄倡导“为学以尊德性为本”之说，虞集积极响应，提出“惟学务修德，勿以利禄使之进”。然而，师徒二人的一腔热血不但没有得到回报，反而被朝中宵小所非议，一时身置激流漩涡。悲愤之下，吴澄投檄辞职。孤立无援的虞集苦撑了一段时日，最后还是以病为由离开朝堂。
虞集并未拂袖远走，而是蛰居京师，以私塾为业。杨载、范梈、赵孟頫、袁桷等才子纷纷与虞集交集，结下莫逆之友谊。尤其是袁桷，在虞集郁郁不得志之时，如兄长一般宽慰勉励，写下“扰扰徒为名，努力在此道”“相期江湖深，慎勿寒暑碍”等诗句进行开解。
风沙终究掩不住赤金。延祐元年（1314），虞集再度出山，被任命为从仕郎、太常博士，后来又升迁为翰林侍制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这时候的元仁宗逐渐对虞集重视起来，对近臣感慨说：“儒者皆用其颖，惟虞伯生未显擢耳。”然而，尚未来得及重用虞集，元仁宗便撒手人寰。
1320年，元英宗即位。他继续推行儒治，大批汉人儒臣被起用。恰逢此时，虞集回江西丁忧，为父亲守孝。与虞集交好的左丞相拜住向元英宗力荐虞集，遗憾的是，使者多次寻访虞集未果。等虞集受命回朝时，却发生“南坡之变”，英宗、拜住被反叛者刺杀。悲愤的虞集写道：“羸骖龁余栈，嫠妇泣幽室。行吟毛骨寒，坐见河汉没。”
朝堂之上，内斗不止。而对于虞集个人来说，经过千淘万漉，总算进入了一条称得上平直的人生轨道。他不断获得晋升，先是升授承德郎、国子司业，再连拜翰林直学士、同修国史，又进阶奉政大夫。
泰定元年（1324），虞集主持礼部试，对共事的人说：“圣经深远，非一人之见可尽，试艺之文，推其高者取之，不必先有主意，若先定主意，则求贤之心狭，而差自此始矣。”意思是说，不能先有成见，假若先有成见，就会使求贤之心变得狭隘。
其后，虞集两次任考官，都坚持这一选人原则，使一批人才脱颖而出。三年后，虞集与王约随从泰定帝去上都，用蒙语和汉语讲解经书，向来高傲的大臣们深为其渊博的知识所折服。
元文宗登位后，命虞集为中顺大夫、奎章阁侍书学士。元文宗欣赏虞集的道德文章，升他为中奉大夫，更任御试选读卷官。如鱼得水的虞集苦尽甘来，创作、事业进入井喷期。
一位江西侨居者的文化贡献
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，后世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元代的文化地位。其实，虞集所处的时期，文化繁荣、百花齐放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。
虞集的诗歌继承了唐宋诗风的优秀传统，又融入自身的独特风格和创新意识，题材广泛、形式多样、意境深远、语言优美，为后世树立了典范。他主张把诗歌与世运、社会联系起来，倡导“宗唐得古”，引领元代文风。
《元史·虞集传》称，虞集“平生为文万篇”，现存著作主要有《道园学古录》五十卷、《道园类稿》五十卷、《道园遗稿》六卷、《伯生诗续编》三卷、《翰林珠玉》六卷等五种。清代宋荦在《漫堂说诗》中评价道：“元初袭金源派，以好问为大宗，其后则称虞、杨、范、揭。”虞集则说，“仲宏（杨载）诗如百战健儿，德机（范梈）诗如唐临晋帖，曼硕（揭傒斯）诗如三日新妇”，而他自己的诗如“汉廷老吏”。
虞集的诗词，最令人泫然泪下的当数《挽文山丞相》：“徒把金戈挽落晖，南冠无奈北风吹。子房本为韩仇出，诸葛宁知汉祚移。云暗鼎湖龙去远，月明华表鹤归迟。不须更上新亭望，大不如前洒泪时。”
其实，诗词不过是虞集的“业余爱好”，致力于文化典籍的编纂与整理，才是其主业。尊崇儒学的元文宗下诏采辑本朝典章制度，编修《经世大典》，命虞集与平章事赵世延同任总裁官。后赵世延离任，由虞集独自负责。虞集呕心沥血，于至顺二年（1331）将全书编纂而成，共计880卷。《经世大典》不仅是研究元史的重要典籍，更是中国史学的一座高峰。
令人惊叹的是，虞集在书画、音乐、棋艺、茶艺等方面均有建树。他的书法作品，“真行草篆皆有法度，古隶为当代第一”。其传世名迹《垂虹桥记》《奉记都运帖》等，既“雄剑倚天，长虹架海，不无曲笔”，又有“莺雏出巢，神采可爱”之姿。
《经世大典》修成后，虞集看淡宦海，以眼疾为由乞求外任，未被允许。直至元惠宗即位，他才得以告病回归崇仁。之后，惠宗多次邀请虞集回大都，甚至允许他在家中为朝廷草拟赐给勋旧及侍臣的诏令，对虞集深信不疑。朝中有小人含沙射影，意图对虞集不利，惠宗十分不悦，决然道：“此我家事，岂由彼书生耶！”
至正八年（1348），虞集病逝于家中，去世前叮嘱家人素服薄葬。元惠宗追赠他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赐谥号“文靖”。（彭文斌）
每日读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