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七一”，听冯任讲怎样才算一个“好党员”
1928年3月，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江西，一位年轻的省委秘书长在煤油灯下奋笔疾书。他为省委起草的《共产党守则二十二条》（后改称《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》）字字铿锵：服从党的命令、遵守纪律、牺牲个人、对党忠诚、严守秘密……
这位为全党确立“好党员”标准的青年，正是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冯任——他用25岁的短暂生命，为二十二条守则作了最悲壮的注解。
今年是冯任诞辰120周年。当我们重读《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》，那穿越九十六载岁月风尘的墨香依旧滚烫如初。字里行间，诘问着每个后来者：若身处“碧云里12号”那生死一刻，我们能否交出如他一般的答卷？
冯任像。
1905年，在鄱阳湖畔的都昌县土塘镇冯家坊村，冯任诞生于一乡绅之家。
他自小聪慧，5岁文化启蒙于舅父曹庆南。曹庆南毕业于江西初级师范，学识渊博、刚正不阿，愤懑于清政府腐朽，毅然投身“教育救国”，在曹店创办私立三村高等小学。曹庆南膝下无子，故对大外甥冯任严格教导，不仅授其学问，更传其做人之道。
而李伯农作为都昌新学开拓者，后来成为国民党左派、江西教育界名流，同样在冯任的成长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1918年春，李伯农在都昌创办私立广智高等小学，自兼校长，设国文、英文、历史、地理、音乐等新课程。
冯任转学广智，好学上进，成绩优异，深得李伯农的赏识。李伯农亲授文、史、地课程，抨击时政，宣传十月革命，其愤世嫉俗、追求进步的精神，使冯任深受影响。16岁那年，冯任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
1922年，都昌发生“驱刘”事件。都昌县知事刘燮臣不顾饥民“野菜糠粑度日”仍强征钱粮，激起公愤，后逃至南昌。在南昌读书的冯任拍案而起：“现在是民国，既曰民国，民众就有权管理国家！”他带领学生直闯省督署控告，最终将贪官驱逐。
在赵醒侬、袁玉冰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，19岁的冯任如饥似渴研读马列著作、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书刊，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从此点燃。在此期间，冯任完成思想淬炼，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。
冯任故里——土塘镇冯家坊村新貌。
1926年10月的九江长江边，夜色如墨。随着一声巨响撕裂夜空，军阀孙传芳满载军火的江永轮瞬间被火光吞噬，1500名敌军葬身江底。江永轮引燃事件，给了孙传芳沉重一击，同时也加快了北伐战争的进程。
这场爆破行动，年仅21岁的冯任是关键的策划者之一。1926年5月起，冯任开始使用党内化名“红刃”，这既是“冯任”的谐音，更意在要成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锋利匕首。彼时，这个年轻人已在地下斗争中磨砺出非凡的胆识。
1927年8月，南昌起义军撤出江西。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扑杀，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兼秘书的冯任，坚守在南昌从事地下活动。他协助省委联络各地失散的同志，整顿恢复党的组织。他还装扮成酱园坊的伙计，以坐店收款为掩护，开展地下工作，起草报告、文稿。当省委遭受破坏时，他协助省委书记沈建华恢复省委的部分工作，通知下属党组织负责人转移，并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央，努力降低损失。
1929年秋，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降临。冯任携妻女乘船途经吉安，远远望见码头上军警林立，气氛异常紧张。刚一上岸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昔日的房东竟领着特务直冲而来，高喊：“就是他！”
千钧一发之际，冯任面不改色，沉稳应对：“认错人了！”在特务们犹豫的瞬间，他不动声色地将藏有《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》的女儿尿布递向妻子。特务们将他们的行囊翻了个底朝天，却一无所获。冯任凭借过人的镇定和机智，在绝境中成功守护了党的重要机密。
《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》。
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，白色恐怖如阴霾笼罩大地，党员队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摇与分化。年仅23岁的江西省委秘书长冯任，比同龄人更清醒地认知到：在残酷的斗争中，思想的武装远比子弹更为关键，它是共产党人抵御黑暗、坚守信仰的精神利刃。
1928年3月，江西省委秘密驻地内，昏暗的油灯下，冯任伏案疾书。五年的地下工作生涯中，他历经无数生死考验，在与敌人的周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。
他将这些用生命换来的智慧与感悟，总结提炼出《共产党守则二十二条》，成为省委对全省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。“打破雇佣观念——党不是付生活费的店铺；打破领袖观念——同志关系不是封建等级；打破迷信观念——革命者要相信科学真理……”一字一句像暗夜中的晨钟，在每个党员心间叩响，剖开旧思想的桎梏，唤醒他们对革命信仰的纯粹坚守。
在二十二条守则中，“严守秘密”被冯任置于核心位置。他深知，在叛徒频出的黑暗年代，党员的一句失言、一个疏忽，都可能摧毁整个组织，令无数同志的生命和心血将毁于一旦。这份浸透鲜血与生命的党员思想火炬，如暗夜中星火，在党员们手中悄然传递。
冯任起草的《共产党守则二十二条》（后改为《怎样做个好共产党员》）
1928年9月，冯任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10月，代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。冯任对党的忠诚，超越了简单的“服从命令”。
1929年，他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，敏锐察觉到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急于组织城市暴动的冒进倾向。在那个“一言不慎便触红线”的特殊时期，冯任没有丝毫退缩，毅然以个人名义向中央递交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中央工作致中央的意见书》。他言辞恳切又不失锋芒：“革命高潮未至，暴动是葬送火种！”这番直言不讳的谏言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、勇于斗争的品格。
而冯任自请下基层的抉择，更彰显出他以大局为重的担当精神。1929年3月，冯任主动请缨，辞去常委职务到赣西去开展工作。他深知，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才是革命事业的根基所在。
此后半年，他不惧艰险，穿梭于赣西的农舍与山林之间，将城区工作与农村武装斗争有机结合。白天，他深入群众，发动农民参与革命；夜晚，他在灯下制定计划，统筹各方力量。凭借不懈努力，赣西地区的党员数量从百余人迅猛发展到2200多名，革命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。
工作中，冯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锐洞察力。当他发现特委委员曾如柏仍用本名从事地下活动时，立即意识到其中潜藏的巨大风险，建议他改用化名“曾山”。这便是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长曾山同志革命化名的由来。
1930年2月18日，冯任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3月25日，代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。彼时，武汉堪称“白色恐怖最为浓重的城市”，省委机关屡遭严重破坏。
图为汉口六渡桥碧云里12号。因叛徒出卖，冯任在此处接头时被俘。
面对险峻局势，他化名王亦吾，以上海太平通讯社记者的身份秘密潜伏下来。同年2月，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（化名毛春芳，与冯任是一师同班同学）不幸被捕，英勇牺牲。正在武汉巡视工作的任弼时当即指定冯任暂代省委书记一职。
1930年4月15日，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。当时党内已出现盲目追求城市暴动的冒险主义倾向，冯任却保持冷静，明确指出当前工作“缺点仍然是非常之多”，要始终坚持夯实群众基础。这种不盲目跟从的独立思考能力，源于他“对党要真诚无伪”的坚定信念。
1930年6月17日，因叛徒出卖，冯任在汉口碧云里12号被俘。面对敌人酷刑与利诱，他坚贞不屈。7月10日，25岁的冯任在武昌通湘门外英勇就义。敌人始终未查明其身份，判决书仅留“王亦吾，二十五岁，江西，职业报”12字。这把“红刃”以沉默守护党的机密，用生命践行亲自起草的党员守则——“生死都要做共产党员，永远不肯背（叛）党”。
